刑事訴訟法將修改 “排除刑訊逼供證據(jù)”有望入法
| 刑事訴訟法將迎15年來首次修改，專家建議修法應考慮與國際公約銜接，去掉“如實供述”表述，“排除刑訊逼供證據(jù)”有望入法。
刑事訴訟法1996年首次大修，明確將“未經(jīng)法院依法判決，不得確定任何人有罪”寫進法律。但在過去的15年中，佘祥林案、趙作海案、躲貓貓事件、開水死事件等背后的刑訊逼供、有罪推定和監(jiān)管漏洞，暴露出刑事訴訟法中急需完善的地方。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將刑訴法修改列入今年的立法計劃，法工委也已正式啟動該法修改的調(diào)研。 ■ 專家建議 “如實供述”修改方向 上策 你有權保持沉默 “你有權保持沉默。如果你不保持沉默，那么你所說的一切都能夠用來在法庭上作為控告你的證據(jù)。” 著名的“米蘭達警告”，也稱“米蘭達告誡”，即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在被訊問時，有保持沉默和拒絕回答的權利。 中策 不強迫自證其罪 “凡受刑事指控者，不得被強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證言或者被強迫承認犯罪。” 這是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的規(guī)定,我國已簽署，但尚未批準加入。 在美國、法國等許多國家的法典中，是一條比較普遍的條款。 下策 廢除“如實供述” “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”這句口號，作為審案政策已實行了幾十年。這一審訊原則在“有罪假定”的前提下，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證其罪，以求寬大處理。 這個政策重口供而輕證據(jù)，很容易引來刑訊逼供，近年在海淀區(qū)檢察院等地已經(jīng)取消。 對話人物:王敏遠 王敏遠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、中國法學會刑事訴訟法研究會副會長。 “公約是對全世界適用的，都是最低限度的、起碼的要求，如果這都做不到，我們何談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該承擔的責任呢？ 我們反對刑訊逼供不是因為一打就是冤假錯案，而是因為這是一種野蠻的、不人道的、違反人權要求的偵查破案的方式。” 新京報：1996年，刑事訴訟法進行了大規(guī)模的修改，但很快學界就呼吁再次大修，這比較罕見，是不是說當時的修改并不成功？ 王敏遠：修改的積極意義還是應當肯定的，例如確立了未經(jīng)法院判決不得確定任何人有罪，這都是巨大的進步。但當時確實留下了不少問題和爭議、要求修改的呼聲也會很自然地產(chǎn)生，這是正常的。還有后來在實踐中產(chǎn)生的新問題，現(xiàn)在就是希望修法能夠把這些問題逐步解決。 修法應考慮與國際公約銜接 新京報：1996年修改刑訴法時，中國已經(jīng)批準了聯(lián)合國禁止酷刑公約，公約里規(guī)定的“非法證據(jù)排除規(guī)則”并沒有體現(xiàn)出來。 王敏遠：當時還沒有公約意識。研究討論過程中很少提到國際公約。即使有人提出，也沒有任何反應，反對的沒有，贊成的也沒有，就像沒聽見一樣。 新京報：刑訴法和國際公約的要求有多大差距？ 王敏遠：肯定有差距，如不得強迫自證其罪，比如羈押的司法審查等，但差距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大。 新京報：以公約為底線是否已經(jīng)達成了共識？ 王敏遠：我沒有聽到官方的明確的說法，學界倒是一直在呼吁。其實這不是什么高標準的要求，這是最起碼的要求。公約是對全世界適用的，都是最低限度的、起碼的要求，如果這都做不到，我們何談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該承擔的責任呢？ “如實供述”有望去掉 新京報：哪些公約的規(guī)則可能會納入刑訴法修改？ 王敏遠：據(jù)我所知，這次修改中對公約的很多內(nèi)容是予以考慮的，比如不得強迫自證其罪，這次就很可能要寫進去，解決我國刑訴法的“如實供述”與公約不一致的問題。我認為選擇有上、中、下三策，上策就是按照跟米蘭達規(guī)則相似的沉默權，中策是依照國際公約的要求，凡受刑事控告者，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，應有權被視為無罪。下策是簡單地將“如實供述”去掉。 新京報：我們會選擇中策？ 王敏遠：有中策已經(jīng)很不錯了，已經(jīng)是很重要的進步了。當然，這也有現(xiàn)實基礎。前些時間我去參觀一些公安機關的審訊室，有的已經(jīng)不再強調(diào)“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”了，說明有的偵查機關的破案，審訊的作用已經(jīng)發(fā)生了變化，不再把撬開嘴巴作為偵查的主要方式了。 新京報：非法證據(jù)排除的規(guī)范上，我們已經(jīng)做到哪一步了？ 王敏遠：去年“兩院三部”頒布的關于非法證據(jù)排除規(guī)則，是比較徹底了，與禁止酷刑公約一致，禁止酷刑公約也只是要求排除非法言詞證據(jù)，沒有要求排除非法實物證據(jù)。從法治發(fā)達國家的相關規(guī)定來看，對非法實物證據(jù)往往也是酌定排除的，不是絕對排除。當社會具備相應的條件時，通過修改法律，規(guī)定非法證據(jù)排除方式促進偵查機關改變破案方式。 并非因冤案才反對刑訊逼供 新京報：改掉“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”一句話，我們走了這么多年？ 王敏遠：強迫自證其罪，即使按照1979年的刑訴法也是不應該允許的。刑訊逼供本來就是我們禁止的。 新京報：為何刑訊逼供還是屢禁不止？ 王敏遠：因為刑訴法中缺乏法律后果的規(guī)定，如果法律只是規(guī)定了不允許刑訊逼供，但是刑訊逼供得來的證據(jù)竟然可以用作定罪的根據(jù)，怎么遏制刑訊逼供？ 作為一種現(xiàn)象，刑訊逼供的原因很復雜。這和超期羈押的原因有共通的地方。比如利用審訊破案、靠口供找線索，這種偵查模式?jīng)]有改變，是導致刑訊逼供的重要原因。 新京報：也有人說，刑訊逼供的確破了不少案子。 王敏遠：冤假錯案背后往往有刑訊逼供，但并不是刑訊逼供一定會造成冤假錯案。如果認為刑訊逼供一定導致冤假錯案，那就是把偵查人員看成不是傻子就是壞人，這是不可能的。我們反對刑訊逼供不是因為一打就是冤假錯案，而是因為這是一種野蠻的、不人道的、違反人權要求的偵查破案的方式。 審訊時律師在場可減少刑訊 新京報：躲貓貓事件暴露出看守所失去監(jiān)督的問題，解決看守所監(jiān)督和審訊時律師在場這兩個問題遇到的阻力都挺大？ 王敏遠：刑訊逼供問題不可能一夜之間徹底解決。重要的是要促進這個過程，而不要停滯，更不應阻礙這個過程。如制定審訊時律師在場的規(guī)則，雖然連律師一起打的情況也會發(fā)生，但畢竟大多數(shù)情況下不好下手吧。 新京報：什么是阻礙這個過程？ 王敏遠：有一種觀念認為，偵查犯罪是維護社會穩(wěn)定的需要，職能部門沒有個人的私利，是為了社會治安，為了發(fā)現(xiàn)、揭露、懲罰犯罪，所以強調(diào)程序公正，禁止刑訊逼供就給我捆住手腳，就難以辦案了。這是錯誤的觀念。 新京報：在刑訴法修改中應該如何操作？ 王敏遠：刑訊逼供原因很復雜，但法律上的對策沒那么復雜，規(guī)定相應的預防措施，如全程錄音錄像，審訊時律師在場等，再規(guī)定適當?shù)姆珊蠊蛪蛄恕?nbsp; 證人作證不公開是秘密審判 新京報：刑事訴訟中一直存在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，就是證人出庭很少。 王敏遠：證人出庭不是愿意不愿意的問題，有爭議就得出庭。此外，特別的證人要出庭，特殊案件證人要出庭。比如死刑案件，關鍵證人的證言決定人的生死，人命關天，就算沒有爭議，也必須要出庭。辦案警察和鑒定人要出庭，因為警察辦案過程的情況對發(fā)現(xiàn)真相有很大影響，比如怎么搜查的、怎么審訊的。 新京報：有的案件在審判中，證人拒絕回答問題。 王敏遠：這時法官要裁定，這個問題必須回答，如果作偽證還要追究責任。沒有有效質(zhì)證，這種出庭是沒有意義的。所以證人出庭作證的數(shù)量并不重要，質(zhì)量最重要，簡單地提高證人出庭率是做表面文章。 新京報：如果有的證人堅持不出庭怎么辦？ 王敏遠：要設置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后果，如該證人的證詞就不能采信。 新京報：那偵查機關恐怕會反對。 王敏遠：證人作證不公開，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秘密審判。秘密審判不一定都是冤假錯案，但是司法所要求的不僅僅是公正的實現(xiàn)，而且是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(xiàn)。 新京報：此次刑訴法修改最大的困難在哪里？ 王敏遠：和刑法修改面臨的問題不一樣。刑訴法是程序法，是操作之法，涉及方方面面，需要很多協(xié)調(diào)，涉及公、檢、法、司等方方面面的職能，是個艱難的過程，是個大家達成共識的過程，這使得刑訴法修改的難度很大。期待各方通力合作，使得這次修法得以順利推進。 ■ 鏈接 刑法和刑訴法區(qū)別 刑法是實體法，刑事訴訟法是程序法。 刑法是規(guī)定犯罪、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，也就是規(guī)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和應負刑事責任，并給犯罪人以何種刑罰處罰的法律。 而刑事訴訟法是規(guī)定追訴犯罪過程中的相關規(guī)則與步驟,規(guī)定的是在刑事訴訟程序中，公、檢、法、當事人，其他訴訟參與人如何進行訴訟的規(guī)范。 ■ 近年刑訊逼供案例 佘祥林案 1994年，佘妻張在玉因患精神病走失，張的家人懷疑張在玉被丈夫殺害。佘祥林因涉嫌殺人被批捕，1998年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。2005年，佘妻張在玉突然出現(xiàn)。法院重新開庭，宣判佘祥林無罪。2005年9月，佘祥林領取70余萬元國家賠償和補助。 趙作海案 2010年5月，因“殺害”同村人在監(jiān)獄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趙作海，因“被害人”趙振裳的突然回家，被宣告無罪釋放。河南省高院作出再審判決：撤銷省法院復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決，宣告趙作海無罪。隨后，趙作海領到國家賠償金和補助65萬元。作者： 楊華云 |